今年是女儿的高考之年，按照以往惯例，考试应该安排在6月初，但因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，今年考期延至7月。这几天，最紧张最忙碌的不是学生，而是家长们。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安静方便的休息地方，家长们争先恐后在考场周边预定酒店，以至于附近的酒店一房难求，价格也蹭蹭往上串。我也放下单位里的事务，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孩子的高考上。守望考场之暇，我想起了我的高考。

时光飞逝，35年弹指而过，我把目光拉回1985年的那个盛夏。

那年7月6日那天，很热，我对母亲说我要到县城去考大学，母亲一听就高兴了，问我要多少钱，我说十块钱吧。母亲从箱子里的底下慢慢摸索着，搜出几张钞票，数了数有十块，问够不够，我说够了。当天下午，我一个人走到六十里铺镇上，乘上开往县城的长途汽车。

在车上，我碰巧遇上临村的刘为之，他在七户营小学比我高一级，那年他在县城一中复读。到站下了车，为了省钱，我没有去住旅店，跟着刘为之来到了他的学校，住在他们复读班的宿舍里。那间宿舍里有二十多学生，里面没有风扇，没有门锁，只有一盏灯泡，吊在房顶中间，散着幽幽的淡黄色的光。盛夏的天气闷热，我和刘为之俩人挤在一张架子床的下铺，虽有蚊帐防护，蚊子依然能钻进来，围着我们嗡嗡叫，让人难以入睡。子夜过后，温度稍微下降，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7月7日那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一生都忘不掉。那天上午，是考语文。考场里没有电风扇，白天连日光灯也是不开的，怕热的监考老师只能摇晃着纸扇。考试必须用钢笔答题，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备用的蓝墨水。语文题目感觉很难，我连猜带蒙写完，算是交差了。上午考试是10点半结束，下午的考试2点半才开始，中间还有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别的考生要么由父母安排回旅社休息，要么在学校宿舍休息。我不好意思再到别人的宿舍，就独自到街上溜达。

学校外面就是柏油马路，走在上面感觉不错，不像我们农村的土路，一到下雨便泥泞难行。对于农村孩子，县城的一切都让人兴奋。大街上车水马龙，有卖西瓜的，有卖青菜的，好不热闹。我漫无边际地边走边瞧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不知不觉到了县城百货公司大楼。百货公司一楼有一个电器商店，里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放节目。电视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，农村没有人能买得起。过年的时候，我曾和村里一群少年结伴去镇上，到别人家里蹭看电视。那天，准确地说，是1985年7月7日中午12点多，我驻足于电器商店门口，电视机上正在播放老电影《小兵张嘎》，于是我有了消磨时间的机会。好久没有看电视了，我被张嘎子人小鬼大的神气样子渐渐逗乐了，浑然不觉下午还有一场考试。我没有手表，不知道时间，总觉得时间还很充足。看着看着，无意抬头瞥见商店墙上挂着的大钟，时针已经快指到2点了。那时我突然缓过神来，赶紧往考场附近跑去，毕竟下午要提前15分钟进考场。更令我紧张的是，我还没有吃午饭呢！庆幸的是，学校门口有不少小饭摊，我连忙随便叫了一碗面条，心急火燎地往嘴里扒，也不觉得烫。还好，承蒙老天爷保佑，我没有迟到，但着实心惊胆战一场。

三天的考试很快就过去了，虽然每晚都睡不好，但越考越兴奋，没有感到过多的精神压力。最后一天是一个雨后的晴日，那天下午，雨后的晚霞特红。我走在县城的大街上，空气里时时飘来诱人的瓜香，远处断断续续传来小贩的吆喝声；街道边的树阴下，说书艺人正有节奏地打着檀板，敲着大鼓，眉飞色舞地讲述遥远的故事。我无心留恋小城风光，口袋里揣着剩下的五元钱，向车站的方向走去。

7月9日，回到家里天已黑透，感到又累又困，吃完母亲做的面条，就去睡了。第二天母亲问我考得咋样，我说我也不知道。几天后，教育局公布了各科的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，要求考生自己估分填报志愿。我乐观估计下来，认为能考到500分。记得是在县教育局里填报志愿的，满满一屋子人。有老师帮助填的，有父母一起来填的，也有亲戚朋友一起来出注意的。你分析着这个学校，他评价着那个专业，一张张、一本本的招生简章，在男男女女的手中飞来飘去，凌乱了梦想。那一刻，命运的脚步在这里暂时停了下来，故意留给人以观赏和把握的机会。我在这哗哗的翻阅声中，用兴奋的眼光搜寻着。我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学校不收学费。当时高考录取大体上分成四个层次：重点本科、普通本科、专科、中专。第一批录取院校我全部填写军校，重点大学我填写北京和上海的两所师范大学，一般院校填我写安徽本省的师范大学、师专等。至于专业，不是我重点考虑的，只填报招生人数多的专业，不管该专业是干啥的。短短的二十分钟，我就在迷茫人生的路上，稀里糊涂地在栽下了一棵梦想之树。

填完高考志愿，暑假就在家帮着干点农活，一转眼二十天过去了。估计高考阅卷已接近尾声，我按耐不住，到老同学那儿打听，他们说7月底分数就出来了。7月31日，我与几个考生同学一道进城，去看看到底能挣多少“工分”。分数是由省里送到阜阳行署，再通知到县教育局，我们在教育局等了一天，没有等到消息。有人说分数晚上会到，也有人说明天一定会到，都是猜测。第二天正是建军节，有一小队士兵在教育局院外的马路上庆祝，看的人很多，而我们没有心情看那个，我们要看的是分数。白天又等了整整一天，分数还没有到，我们在教育局的大院里或蹲或站，像一群热心的观众，但唯独不见演员。

大约晚上八点左右，就听有人叫喊 “分数来了”，人们一下子围住了教育局办公室的门口。掌管分数的那个工作人员，把人群劝到办公室外面的窗下，他把门关紧，自己在房间里宣读名单和分数。许多人挤在窗户的墙边上，竖耳细听，生怕漏掉重要的信息。经过奋力地向里挤，我终于靠近了窗口，瞅见屋里面的那位老兄，正满脸大汗地念着，他俨然一个法官，宣读着每个人的判词。念到的人纷纷向外闪开，凭他们的面色就知道考得好坏。垂头丧气的人太多了，我的心也嘭嘭乱跳，因为看不清命运的迷雾。我用手抓住窗户的铁条，踮起脚跟往里瞅。我的视力太好了，一下子就看到了我的准考证号码，急忙浏览总分，是486分。我看完后就急忙往外冲，以便给其他人留出空间。旁边一些不认识的人，像关心自己一样，急促地问我多少分，他们从我那按捺不住的表情里，也已经猜到我考得还不错。我激动地说出分数，好多人一下子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随后我急忙独自走开，寻找我的同伴，问问他们的分数。但是，那些陌生的人紧紧跟着我，问这问那，好像我将属于他们的东西抢走了似的。接着又传来了消息：本科线为477分，专科线为457分，中专线为437分。据说，当年全县上线80多人，其中本科上线28人。遗憾的是，我的同乡刘为之再次落榜，他后来又复读了几年，最终还是与大学无缘。

1998年8月1日的那天正好是农历十五，晚上月亮很圆，我和另外一个老同学李勇，找了一张草席，摊在一中校园小路的树下，我们坐在一起，趁着美好的月色，畅想未来。那一夜，无眠，有梦，不是因为热风，而是因为激动。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刺开我的眼睛，太阳正从远处的炊烟里慢慢地露出笑脸。我拂了拂凌乱的头发，起来准备回家。

坐在回家的汽车上，心比车开得还快……

回到家里，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母，母亲的脸上的皱纹被憋不住的微笑抚平了，时不时地拿围裙往眼上擦，只是那灰白的头发，依旧灰白。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不过听他那走路的脚步声，就知道他的心情了。乡亲们也为我高兴，一见面就说我有出息，还和我父母说我真行。我们那里，学生升学，考的不管是本科、专科还是中专，乡亲们不知其中的差别，一律称之为大学，并且认为学校离家越远，肯定就越好。

八月下旬，我接到了安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记得好像是9月16日报到。我终于要去上大学了！为给我上学准备钱，母亲还去向大姨家的表哥借。母亲为我缝制被子，红色的被面上，点缀着粉白的牡丹。她又带着我到集市上，在个体户刘臣的商店里，买了一只皮箱。那箱子红红的，装满了沉甸甸的母爱，伴我从农村走到城市，从青春走到年过半百。几十年来，好多旧物都丢掉了，唯独那只红皮箱，至今我还保存着。

上大学的那天终于到来了！那天下午，我提着箱子，大哥帮我背着被子，从低矮的屋里出来。母亲跟在后面，边走边嘱咐。父亲没有太多的话，他所有的话都凝结成无言的瞭望。我们走在村子中间的一条大路上，向乡亲们一一告别，他们站在路边上，以朴素的话语给我鼓励。

通向镇上的那条田间小路，我不知走过多少遍，可是那次的心情大不相同。路上的巴根草，在我的脚下软软的，那感觉比地毯不知要强多少倍；毛茸茸的狗尾巴草，在风中摇曳着，它也在向我招手作别。身边的田野里，有茂盛的黄豆，有青青的玉米，有高高的芝麻，还有一垄垄的红芋秧，它们都是后来我梦里的布景。在路上碰见临村的熟人，他们问哥哥上哪去，哥哥自豪地说送兄弟上大学去。小路的尽头，就是镇上柏油马路，回望我家的小屋，后面几棵大柳上的鸟窝，仍依稀可见。

那天下午，随着咣当咣当火车声，我的人生道路，沿着铁轨慢慢地向前铺开了……

2020年7月8日于沪